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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0月23日 (戊戌年九月十一)

      帕斯捷爾納克事件

          在60年前的今天,1958年10月23日 (農歷九月十一),帕斯捷爾納克事件。

          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爾納克以小說《日瓦戈醫生》被瑞典文學院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在蘇聯引起軒然大波,形成了具有國際性影響的“帕斯捷爾納克事件”(又稱“《日瓦戈醫生》事件”)。

          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年)是蘇聯當代著名詩人、小說家、翻譯家,于1890年2月10日(距今128年)(距今126年)出生于莫斯科一個上層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著名畫家、美術院士,母親是鋼琴家。1909年入莫斯科大學學習哲學,其間,于1912年德國馬爾堡大學研究新康德主義。兩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帕斯捷爾納克回國。他早年參加過未來派文學團體,同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過從甚密,共同結成未來派“先鋒派”。先后出版了詩集《在云霧中的雙星子座》(1914年)、《在街壘之上》(1916年)、《生活啊,我的姐妹》(1922年)等,奠定了他在詩壇的地位,成為馬雅可夫斯基和葉賽寧之后蘇聯最著名的未來派詩人、“先鋒派”的旗手。1924年,他完成了塑造列寧形象的長詩《熱病》,發表了反映革命重大事件的長篇敘事詩《1905年》(1926年)和《施密特中尉》(1927年)。這些詩作得到了高爾基的好評,稱“這是真正詩人的聲音,而且是位有社會意義的詩人的聲音”。布哈林盛贊他是“我們當代詩歌界的巨匠”。帕斯捷爾納克通曉多種語言文字,一生兼事文學翻譯,譯有大量西歐名著,諸如莎士比亞的悲劇和十四行詩、歌德的《浮士德》等,譯文極為優美,別具文采,被認為是最好的俄文譯本,在譯界享有盛名。他翻譯的格魯吉亞詩人的作品,曾得到斯大林的贊賞,這也許是他在30年代的大清洗運動中雖被關押、審訊而免遭鎮壓的原因。十月革命后,帕斯捷爾納克的家庭受到沖擊,父親曾一度遭到流放。1921年,他的父母攜兩個妹妹流亡國外,他則一直留居國內,在蘇維埃政府人民教育委員部圖書館供職,并從事文學創作。

          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的政治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1956年召開的蘇共20大,尖銳地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消除其嚴重后果的問題。蘇聯社會開始進入一個重新檢驗過去和自我認識的新時期,過去一些被肅反、批判過的作家得到了平反和恢復名譽。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蘇聯文學進入了一個勃興的發展新階段,出現了一批轟動一時的作品,如奧維奇金的特寫集《區里的日常生活》(1953年)、愛倫堡的中篇小說《解凍》(1954年)、肖洛霍夫的短篇杰作《一個人的遭遇》(1957年)等。然而,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1956年)卻給他招來了橫禍。

          1948年,帕斯捷爾納克在莫斯科近郊比列德爾基諾自己的小屋里動筆寫作《日瓦戈醫生》,前后歷時近10年,于1956年完成。小說的故事發生在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描寫中心人物日瓦戈40余年的人生經歷。日瓦戈出身于一個富裕的實業家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博學多才,心地純潔,正直善良。他不僅是一個醫術高超的醫生,而且對哲學、文學也有研究,擅長作詩,并對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見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沙皇軍隊服務,救死扶傷。十月革命后脫離沙皇軍隊,回到莫斯科。他忍受不了戰后莫斯科的“饑餓和黑暗”,便舉家遷徙到烏拉爾一個僻靜的小村莊,尋求溫飽、寧靜的生活。但好景不長,不久,他被紅軍游擊隊綁架,被強迫當了游擊隊的醫生,后尋機出逃,在荒僻的西伯利亞輾轉漂泊,回到烏拉爾。此時,家人已經離去,他只得獨自返回莫斯科。然而,他的家人已被蘇維埃政府驅逐出俄國,作為移民去了法國。不到40歲的日瓦戈,窮困潦倒,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社會里,無所適從,過著百無聊賴的日子。終于,在孤寂、貧寒中因心臟病發作而猝然倒斃在莫斯科街頭。日瓦戈作為一個杰出的醫生、才華橫溢的詩人,卻一生坎坷,命蹇時乖,事業上無所建樹,生活上歷盡磨難。

          《日瓦戈醫生》是一部反思歷史、控訴暴力、呼喚人性的杰作。正如馬克·斯洛寧所說:“如同所有的偉大作品一樣,這部作品不同于任何其他小說,而是一部具有獨特風格的小說。”作品以深刻而生動的筆觸,描寫了十月革命前后俄國知識分子的命運,集中體現了帕斯捷爾納克幾十年來對人生、歷史的苦苦思索和要求捍衛人的尊嚴的思想,鮮明地體現了他獨樹一幟的創作風格、卓越的敘事技巧和詩歌才華。然而,這樣一部史詩般的鴻篇巨制卻命途多舛,作者也因此蒙受不白之冤,遭受猛烈的攻擊,使他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

          50年代是蘇聯文學的“解凍時期”(以愛倫堡于1954年發表的中篇小說《解凍》而得名),帕斯捷爾納克原以為在當時蘇聯這種政治形勢似乎比較寬松的情況下,小說《日瓦戈醫生》有望在蘇聯出版,但結果完全出乎意料。根據《回歸》(薛君志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一書提供的資料及其他相關信息,1956年初,帕斯捷爾納克將小說手稿送給《新世界》主編西蒙諾夫、《旗》主編科熱夫尼科夫和國家文學出版局。1956年3月在莫斯科的意大利記者安杰利奧將小說推薦給意大利出版商菲爾特里涅利。同年6月,帕斯捷爾納克與菲爾特里涅利簽訂合同,允許該出版商以各種文字出版小說,但應在蘇聯出版之后。9月,《新世界》編委們復信給作家,以“小說對于俄國知識分子中大部分人和人民一起投身革命的問題作了否定性回答”,“實質是仇視社會主義”為由,拒絕刊出小說。這時,蘇聯當局得知意大利出版商手中已另有小說手稿,蘇聯作協便利用蘇、意詩人會晤的機會,并通過蘇聯駐意大利使館和意共領導人的協助,勸說菲爾特里涅利延期出版小說,同時說服帕斯捷爾納克以小說需要修改為由索回原稿。據說,出版商同時也收到了作者讓意大利記者轉給他的條子,請他自己做出決定。于是,在1957年11月,《日瓦戈醫生》的意大利文譯本首次在米蘭面世,立刻轟動了西方文壇,很快被譯成英、法、德等15種文字出版。西方一些評論家盛贊“《日瓦戈醫生》是一部富有詩意的小說”,“是一首對人權的熱情贊歌”,“是一部不朽的史詩”,“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關于人類靈魂的純潔和珍貴的小說”,它的問世成為“人類文學和道德史上的偉大事件之一”。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安德斯·奧斯特林將《日瓦戈醫生》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相提并論,稱小說有“一種強烈的愛國精神貫穿全書,毫無空洞的政治宣傳的痕跡”。又說,“憑著這部作品的豐富的引證,強烈的地方色彩,以及直率的心理,證明了一個事實:文學的創作力在蘇俄尚未絕跡。我真難以相信,蘇俄竟會禁止在它的誕生地出版”。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以表彰他“在現代抒情詩和俄羅斯小說傳統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作家欣然致電瑞典文學院,表示他“無限的謝意、感動、安慰、慚愧”。西方政界、文化界和媒體對此進行大肆的政治性宣傳,稱《日瓦戈醫生》的出版是“自由俄國之聲的重新崛起”。

          上述言論更加激怒了當時的蘇聯領導人。《真理報》《文學報》等報刊紛紛發表批判文章,譴責《日瓦戈醫生》“惡毒嘲諷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人民”,抨擊帕斯捷爾納克“缺乏公民的良心和人民的責任感”,“是蘇聯的叛徒”,等等。緊接著,蘇聯作家協會宣布開除他的會籍,莫斯科作家協會要求政府剝奪他的蘇聯公民權,共青團中央要求將他驅逐出境,塔斯社受權發表聲明“如果帕斯捷爾納克到瑞典領獎后不再回國,蘇聯政府將絕不留難”。在接踵而至的強大輿論和政治壓力下,帕斯捷爾納克在1958年10月29日被迫致電瑞典文學院,電文說:“鑒于我所從屬的社會對此種榮譽的用意所作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已經決定授予我的、不應得的獎金。祈勿因我自愿拒絕而不悅。”1958年10月底,帕斯捷爾納克致函赫魯曉夫,一再表示自己“自愿”拒絕受獎,“熱愛祖國之心至死不變”,請求不要將他驅逐出境。同年11月初,他又寫信給《真理報》作了公開檢討,信中說:“《新世界》雜志編輯部曾警告過我,說這部小說可能被讀者理解為旨在反對十月革命和蘇聯制度的基礎。現在我很后悔,當時竟沒有認清這一點。”1958年11月5日《真理報》刊出了這封致編輯部的信,至此,“帕斯捷爾納克事件”方才平息。

          《日瓦戈醫生》在蘇聯遭禁的近30年間,一直暗地里在國內民間流傳,也有人為小說曾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而感到自豪。在蘇聯境外,迄至60年代初,《日瓦戈醫生》的外文譯本已多達25種以上,其中有我國香港和臺灣的中文譯本。1986年12月,由力岡、冀岡先生翻譯的《日瓦戈醫生》亦早已與中國廣大讀者見面。歷史今天

          1958年以后,帕斯捷爾納克退休回到莫斯科郊區帕特萊肯的寓所里,以領取養老金度日。1959年完成的最后一部詩集《到天晴時》,流露出他悲涼的心境。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爾納克由于癌癥和精神抑郁,在家中去世。

          據1988年4月7日《文學報》報道,蘇聯著名詩人葉夫圖申科不久前曾致函《新時代》雜志,他在這封為帕斯捷爾納克正名的信中說,現在蘇聯已經恢復了帕斯捷爾納克的名譽,出版了他的作品,并著手籌建他的紀念館。在帕斯捷爾納克獲諾貝爾獎金這個問題上,也不能再模棱兩可,含糊不清了。他說,帕斯捷爾納克是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大師。他的《日瓦戈醫生》是一部杰作,即使在他的《日瓦戈醫生》之前,作為一位詩人,也完全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雖然給他授獎多少帶有點政治色彩,但帕斯捷爾納克本人是完全無辜的。葉夫圖申科還在信中披露了有關《日瓦戈醫生》的內幕情況。帕斯捷爾納克死后,赫魯曉夫向愛倫堡承認,他并沒有讀過這本書,只看到有關人員舉出來的引文。在布里沃尼群島鐵托的寓所第一次看到俄文版的《日瓦戈醫生》后,赫魯曉夫便堅信,作品中沒有任何“反革命”的東西。當愛倫堡問及為什么不出版這本書時,赫魯曉夫回答說:“我們會出版這本新書,但要過些時候,因為我們的宣傳機器剛對它大動干戈……”葉夫圖申科說,赫魯曉夫沒來得及實踐自己的諾言,我們今天已經開始彌補在作家身上犯下的過失了。但要糾正錯誤,就必須是全部,而不是一部分,在對帕斯捷爾納克拒絕諾貝爾文學獎一事上,我們所犯的錯誤也包括在內。葉夫圖申科還說,帕斯捷爾納克至死也沒有得到諾貝爾獎金,盡管這項獎金對他個人來說是當之無愧的。帕斯捷爾納克被迫拒絕諾貝爾文學獎,實際上是拒絕離開祖國,因為當時他面臨的,是在祖國和獎金之間做出的選擇。

          蘇聯從1982年起開始逐步為帕斯捷爾納克恢復名譽,1986年底,蘇聯作家協會成立了“帕斯捷爾納克文化遺產紀念委員會”。1987年,蘇聯作家協會撤消了1958年作出的開除帕斯捷爾納克會籍的決議。帕斯捷爾納克故居紀念館也正式對外開放。繼1986年蘇聯出版帕斯捷爾納克的兩卷本作品之后,出版了一本由帕斯捷爾納克之子葉夫根尼·帕斯捷爾納克寫的他父親的傳記,小說《日瓦戈醫生》也于1988年公開出版,在帕斯捷爾納克百年誕辰的1990年出版了他的全集。事實證明,歷史遲早會把一切校正過來。正如蘇聯作家沃茲涅先斯基所說:“歷史的教訓不會白白的過去,真理將會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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